1925年，闻一多用血与泪写成催人泪下、撕肝裂肺的《七子之歌》，1999年12月20日，“七子”中的第六子——澳门终于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这天恰好是闻一多百岁诞辰，真是特别有意义的纪念。而在此之前的8月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著名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王锦厚教授完成的学术专集《闻一多与饶孟侃》，算是为纪念闻一多百岁诞辰献上了一份丰硕的礼物。这部学术专集虽只有28万字，却收录了著者十多年来先后完成的学术专论《闻一多的历史功勋》、《闻一多与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闻一多与饶孟侃》等数十篇。著者将浓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与严谨的治学精神相结合，研读第一手资料，旁征博引，完成了这部立论标新而铿锵、资料详备而翔实、论证邃密而严谨的学术专集，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上的不少空白。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今后讲中国现代诗歌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时，需要利用这本专集的成果。
就独创性来说，这部学术专集拥有三个第一。
专集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闻一多对中国新诗歌理论建设的重大贡献，详细论述了闻一多在中国诗坛的独特地位，第一次科学地将闻一多新诗批评活动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新诗初创时期（1921年至1928年）；二、新诗的第二个十年（1928年至1937年）；三、新诗的第三个十年（1938年至1946年）。著者对闻一多诗评活动三个阶段的划分，与闻一多从爱国主义诗人进为激昂的民主斗士之人生道路完全吻合。
专集第一次系统地分析、论述了“新月派”的内部分歧。著者首先客观、公正地阐述了“新月派”从俱乐部时期到《晨报·诗刊》、《晨报·剧刊》时期再到新月书店、《新月》月刊时期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雄辩地驳斥了叶公超1980年在台湾对“新月”的荒谬结论——“‘新月’，是中国第一个反共的文学团体，他们忠于文学的独立做法，还是值得后人怀念的 。著者第一次系统地、深刻地剖析了“新月派”内部三次重大分歧及其由来，有助于理解“新月派”不同人日后不同政治道路的选择。
专集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闻一多的挚友饶孟侃。饶孟侃（1902～1967），清华文学社成员，20世纪30年代非常活跃的诗人、诗评家。老诗人、诗评家吴奔星1990年致信著者说：“我对饶孟侃的评价很高，他在新月派不仅是诗人，而且是评论家，他的诗的评论启发了闻一多，也补充了闻一多的诗论……饶孟侃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诗人，过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很少提及他，更未正确评论他，是极不公正的。”
著者于1996年编成《饶孟侃诗文集》，继而又在《闻一多与饶孟侃》这部专集中完成了对饶孟侃的系统研究，不仅填补了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大空白，而且详细地论述了闻、饶二人在新诗创作、新诗批评、办刊物、搞教学等等方面的相互切磋、相互促进、并肩战斗，这对闻一多研究无疑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补充和完善。
专集中《关于〈懒〉的争论》一文，可以说是体现了著者的严谨治学态度。饶孟侃1934年春天有感于闻一多两年前说他不肯出诗集之“懒”，写了一首十四行诗《懒》，抒发了他对新月派的失望，表示要另找出路奋起，被闻一多评价夸誉为“大作两诗以《懒》为最好，好得厉害，（叶）公超、（陈）梦家均大为赞服，鄙见亦同”，发表于同年5月1日创刊的《学文》第一卷第一期。
没料到，20年后，一位当年亲受饶孟侃扶持奖掖的著名诗人，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对这首诗猛烈批判。30多年后，《懒》又获得一片颂扬溢美之声。先是台湾地区的舒兰1970年在其著《北伐前后的新诗作家和作品》一书里列了饶孟侃的专节，首先分析的就是《懒》。其后，1985年和1990年，又有中国内地的两位诗评家先后用了比舒兰还美的言词来评论《懒》，然而奇怪的是，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表扬者，都将这首诗引错了。
王锦厚教授认真地查阅了《学文》原刊，将《懒》辑入他所编的《饶孟侃诗文选》，而且对照了饶孟侃家属提供的《懒》的原稿。还查明舒兰所引的饶孟侃《懒》诗中，“后缀”的那十四行诗是林徽音同刊同期发表的诗《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舒兰竟然将两首诗拼凑成了一首诗！
应当说这种对《懒》诗评论的不盲从，不仅显现了《闻一多与饶孟侃》雄厚坚实的学术价值、资料史料价值，而且对几十年来文学批评上另一种风气也是很有说服力的针砭，很值得严肃的学术研究者参考、借鉴、师法，也值得广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们注意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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